人民政协报：龙场悟道与心学的形成

作者：张新民

作者简介：

张新民，字止善，号迂叟，著名文化学者、历史学家，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贵州儒学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贵州地方志论纲》《法华经今译》《华严经今译》《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阳明精粹》等20余种，并在《中国文化》《民族研究》《文献》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参与主编《天柱文书》《黔灵丛书》《阳明学研究丛书》等大型丛书及《探寻清水江文明的踪迹》等文集。

编者的话：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知行合一”是他的核心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知行合一”，就是要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强调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王阳明开辟了儒学的新境界，创造的心学在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并且对中国近现代史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究竟王阳明的心学是如何形成的，又经历一种怎样的过程？本期讲坛便邀请王阳明心学研究专家张新民教授讲述王阳明龙场悟道及其心学思想的形成。此次讲座是张新民教授近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高端文化艺术讲座“名师讲坛”上的演讲。现将文稿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一生思想发展最重要的飞跃性转折。明正德三年，即公元1508年，王阳明得罪朝廷权贵，受到贬谪处罚后，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终于躲脱宦官一路派人追杀的生死险境，到达了他的谪居地——贵州龙场（今贵州修文），当龙场驿丞。

龙场当时的自然环境很恶劣，是与汉文化差异很大的土司统治区。在感受政治迫害及其人生厄运的同时，王阳明始终没有气馁，根据当地风俗开化教导民众。更重要的是，他还对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断进行反思和追问，无论思想和精神都有了深邃的感悟，开始形成并传播自己的心学思想，写下了《教条示龙场诸生》等多篇著述，史称龙场悟道。

王阳明的心路跋涉历程，大体上以贵州龙场悟道为坐标。也就是说，作为空间坐标，他的思想是以龙场为起点不断扩大其传播范围的；作为时间坐标，龙场悟道则将他的一生分为两个明显有别的发展阶段。当然，所谓两个阶段也是相对而言，因为他的思想发展始终都是道德主体不断实践的过程。如果说前一阶段是“求道”，即追问生命存在的真谛，寻找成圣成贤的本体论依据；那么后一阶段就是“行道”，即帮助他人如同自己一样悟道，实践性地成就每一个人的道德主体人格。

龙场悟道对王阳明个人生命影响很大，他自己就曾说：“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了三十年气力。”可见他真正步入儒家圣学正途，是在龙场“居夷三载”期间。如王门弟子王龙溪说：“阳明先师崛起绝学之后，生而颖异神灵，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盖尝泛滥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渐溃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无内外，无精粗，一体浑然，是即所谓未发之中也。”因此，龙场悟道之前他的“学”之“三变”，尽管曾一度泛滥于辞章，出入于释老，但更重要的是对朱子官学的不断突围，并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的心学体系。

龙场悟道也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坐标。因为在此之前，传统思想世界主要以朱子学为正统，龙场悟道后阳明强调“格物”的功夫只在身心上做，实际上是另辟出了一条与朱子“向外求理”不同的心学思想发展新路径。他的弟子后来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心学与理学也形成了双峰并峙的现象。心学思想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大地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后来阳明讲“知行合一”，讲“致良知”，都是紧扣人的主体性及其道德实践活动来展开思想言说的。

现在，我们不禁要追问，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到底悟到了什么？他又是怎么悟的？首先，我们讲悟道的方法。从语言或逻辑、理性的角度来讲，语言文字固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世界或把握世界，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贮存了大量历史文化的信息，但未必就能直接将它等同于真理，尤其是中国文化所讲的形上超越的道。形上超越的道属于不可说范畴，必须以无分别即心灵无限开放的方式直接与其觌（注：读dí）面相逢，而悟道本身即是对语言局限的一种突破，直奔生命本体。这是一种无分别的直观体认的方法，它要解决的不是与对象思维有关的知识论的问题，而是在无思无虑的存在境域直接解决本体论的问题，也就是“悟”的直观体认的方法，尽管完整的儒学绝不会排斥知识，但却是生命的学问而非知识的学问。
那么，王阳明究竟悟了什么？为什么悟了以后生命焕然一新，从此有了新的人生和新的思想呢？不能忽视的是，在此之前他也有一个长久的渐修过程，是一步一步艰难跋涉才获得真实的人生体验，真正在实践过程中确立了心性至善的本体论，才最终有了直入道体的飞跃性顿悟的。忽视了他长久跋涉的艰难心路历程，空讲“良知”“心性”“体悟”，都很难进入他的精神存在境域，也会造成自我体认的语言障碍。

我们回过头来看，顿悟之前，他的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而悟道以后，他的问题意识又是什么？显然，王阳明的问题意识是如何成圣成贤，亦即如何实现生命的全部潜质并展现出应有的人格风姿。也就是说，他11岁时就在追问读书的目的究竟是考科举还是成圣成贤。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已成为追逐功名的巨大人生诱惑场域。但王阳明的回答是：读书的目的是成圣成贤，成圣成贤才是人生第一等事！第一等事即意味着在价值上必须无条件地优先，是先于其他一切目的的不可让渡的终极性目的，也是与孔孟所开创的成德的文化发展方向合辙一致的人生目的，当然也是一种先立己再立人的成己成人的生命之学，必然以人格的挺立与生命的完善为根本前提。龙场悟道后他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特别强调：“诸生”应以“四事相规”，即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以此四条衡量他的早期人生，可说他都做到了。其中立志乃是人生有了明确发展方向，而生命亦因此显得充盈丰富和富有价值意义。至于勤学、改过、责善都是朝向终极目标不可或缺的实践性功夫。正是凭借勤学、改过、责善等努力，他才踏上了朝向成圣成贤终极发展方向的生命之旅。

心学的形成

悟道之前的“小悟”

前面说到，王阳明11岁就开始以成圣成贤为人生发展的终极目标。可是人的生命有多种层次，针对不同的层次则有不同的实现方法，而成圣成贤的方法是什么呢？如果说方法必须服务于本体，则成圣成贤的本体论依据又是什么呢？所谓本体必然是人的生命不可消解的本原性的存在依据，如果这个依据在外部世界，那我们当然要到外部世界去寻找；但如果这个依据就在人的内部世界，是不是就应该逆向性地体认内在生命向善发展的可能性呢？实际上，龙场悟道之前，王阳明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他是实践性地不断探索生命的奥秘，从而寻找成圣成贤的本体论根据的。

王阳明17岁到江西娶亲，返回浙江时曾遇到大儒娄谅，娄谅明确告诉他，圣人是可学而至的。这就强化了他早年读书学圣贤的信心，并开始遍读朱熹的著作。以后又按照朱熹“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即外部世界的任何存在都有其“理”的说法，用“格竹”的方法来寻找成圣成贤的本体论依据。但结果是“格”了七天却毫无所获，实际是错用了“求知”的方法来代替“求道”，因为“求知”即向外求理的方法，固然能成就知识的世界，建构起知识的主体，但未必就能成就道德的世界，建构起道德的主体，即使我们要将知识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彻底打通，做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与“吾心之全大用无不明”的完整统一，也会产生天下万事万物的无限性与人的生命及其能认知的有限性的紧张和冲突，是不是可以逆向性地返归心体，然后凭借以约驭博的方法来以心统摄万物，在成就人的道德主体世界的同时，也不放弃知识的主体世界呢？

因此，正是由于格竹事件的失败，王阳明才决定放弃了朱子内外求理以成圣成贤的路径，转而寻找另一条向内求理以成圣成贤的方法。可见他之所以“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乃是在朱子的路走不通的前提下，才重新返回生命内部，寻找心与理相通相契的新境界的。

不过，王阳明用心学来实现读书学圣贤的终极目标，早在尝试走朱子学路径之前便已开始了。例如，他婚后在岳父家中揣摩书法，自谓“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实际乃是将心中之字构图成形后，再外化为笔上之字和纸上之字，而笔上之字和纸上之字本质上即是心中之字。推而广之，凡事均需先在心上做好功夫，一旦临事才能精明不乱，自有判断定力和理论主张。这与他龙场大悟后强调格物即是正心中之物一脉相通，可见大悟之前早已有了无效渐修式的小悟。至于两次会试落第，与世人均以落第为耻不同，他则以落第动心为耻，也可见他虽未放弃世间功业，但也有了超然物外的情怀。这当然也是一步一步渐修功夫才有可能契入的境界，实际已为龙场大彻大悟作了多方面的实践性准备。
当然，最值得注意的，仍是他在绍兴阳明洞中专修静定，实际也与孟子“收放心”相通。也就是说，他将放逐或迷失在外部世界的心收回来，在消解一切可能妨碍主体性价值实现的前提下，正如康德所说的哲学意义上的“物自体”，然后又将“物自体”与现象打通，也就是彻上彻下一气贯通，从而最大化地开启了人的深邃广袤的精神世界，实现生命有体有用的全部潜能与价值。
然而怎样“收放心”呢？从心学的功夫系统看，实际就是收念头，是将纷纭杂乱有碍心体宁静敞亮的念头收回来，真正实现最能代表人的主体性的心体。念头和心体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无数漂泊不定的念头就是心体的起用，借用西方理论术语，这是心理活动或意识活动，既不离人的心体，又不能等同人的心体，就如思想不是一个实体一样，心体也不是一个实体，但心体既然能展开起用为意识活动，就说明意识活动背后还有一个广袤深邃的精神世界，只有把握好这个广袤深邃的精神世界，我们才能做念头的主人而不成为其奴隶。
因此，王阳明获得了很深的体悟。他跟他的学生王龙溪说：“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同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忘天忘地、忘人忘己，忘天忘地是进入一种无我的精神境界，回到宁静的真实自我的主体性世界。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就是万物一体的境界，人与世界合二为一，不仅主客的对待不复存在，即心与物也浑然融为一体，这正是悟道必须的无分别智的初步获得，直观智慧的如实开显。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能够打通生命的劲气———身体的气（经络）、心里的气（忘我），身心同体，心的变化引起身体的变化；反之，身体的变化也影响着心的变化，当心归入虚静敞亮的本体，生命所产生的能量，会让人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心定而神动，神动而心明。他说的整个生命已完全“与空虚同体”，这说明他已初步认证到了“空性”，而证“空性”即是悟道的第一步，佛教讲得最多，但儒家也讲，孔子就说过：“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来问于我，空空如也”，“空空如也”的境界，就是道境的当下现量。可见，王阳明在龙场大彻大悟之前，已初步进入了一种求道的境界。

悟道者的“大悟”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之前，他用各种方法使宁静的心灵释放出那个本真的我。龙场悟道之后，他说：“知善知恶是良知”，还说：“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噎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认为良知之体就是太虚之体。太虚就是道家和佛家所说的“无中生有”的“无”，可以承载世间的万物。而王阳明的“良知”既是道德的本体，又是宇宙的本体。
那么这是不是“道”呢？在王阳明看来，让心回归宁静、找回本真只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高度感应，虽然王阳明的感应可谓神通，但这种神通并不是道，成就人的人格、完善人的生命、实现其价值意义的才是道。而这种生命价值也绝不是一个孤荒的、独立的世界所赋予的，是一个与世界、与天地万物、与良知相通的生命所体现出来的。

在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前，还经历了仕途挫折。明朝宦官专政，他得罪了宦官，被贬贵州。途中便历尽艰辛，受尽磨难。到了贵州龙场，面对糟糕的环境，王阳明极其不习惯，语言不通、生活艰难，即使后来传播“知行合一”的时候，还是通过中原来的贵州人给讲通的。生活如此不通便，那他又如何寻找成圣成贤呢？成圣成贤本体的第一要义是什么呢？如果成圣成贤没有一个人性论的根基，那如何来完善人格、实现生命价值？有文献记载，他用的方法便是使心归静，使心回归到本体。通常来讲，认知世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加法，成就一个知识的世界，建构一个知识的主体；另一个方法是减法，把私心杂念去掉，慢慢地澄清，让心回到宁静，心沉才能认知世界。王阳明这时候用的就是减来成就道德世界和道德的主体，而不是用加法成就知识的世界和知识的主体。于是就超越了是非、超越了荣辱、超越了毁誉、超越了得失。这样，再来看他的龙场经历，当把生活的世界回归到本原的世界，这些是非荣辱、毁誉得失都是可以超越的。

正是这种不断渐修、不断积累，才有了真正的体认，悟到了生命的真谛，于是，他发现，成圣成贤的本体依据就是内在于我心，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

龙场大彻大悟之后，阳明开始以心为中心，建立起一整套思想体系。为什么要以心为中心呢？在他看来，人性的放射都是要通过心的活动来展开的，我们把握了心，促使人性向上向善。从这个意义上，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说要良知之知和良知之行，这个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以后得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也就是说，德性之知和德性之体，把良知当成一个本体，那成圣成贤的本体意义就是人性。王阳明着重讲良知，就是主要打开道德主体这个门，用道德来约束行，他的知已经包含了行，只有知转换为行，才能实践出真知，才能达到“知行合一”。

有时候，讲“知行合一”，会忘掉“一”，这就是丢掉了本体，空讲知和行，没有体的知、没有体的行，没有支撑的知和行，便是虚假的、没有根基的。他曾强调“教之三变”就是用各种方法证悟成圣成贤的本体；他又强调将念头定住，达到定心，以做省察开智之功，省察开智之功亦即是内观之功。随后，他又提出了“致良知”。

所谓“致良知”，大概又有四个层次：一是良知，二是致良知，三是良知教，四是良知说。首先看“良知”，这是指本体上的良知或者是德性上的良知。在王阳明的心学系统中，良知本体是要实践化的。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有成圣成贤的可能，所以人们在道德、良知面前是平等的。即使生活中有时候会把良知遮蔽，但良知还是存在的。于是，他同时提出了“致良知”，也就是行良知，主要涉及人的生活实践，“致”就是直观实践，尽可能地将良知发挥到最大，敞开本真的心量，破除存在的局限，让心体流行无碍，实现良知的大用。王阳明赞同交友法，人格交友、生命交友、启发性的交友、点播生命自觉的交友，他用一己两知来展开各种教育和教化活动，展开“良知教”。良知教作为一种生命的学问，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目的在于启发人的心性，唤醒人的良知，帮助他人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的生命境界。王阳明在整合了良知本体、良知实践、良知启发后，以良知构建了一套心学体系，即良知学说的理论构建，这与人的生存、生活及其意义价值的实现密切相关。他的良知说无疑是有理论性的，但这样的理论并不是外部的说教，而是一种启发自觉性的理论，支撑理论的是必须用生命去实践它，使其变成真正生命实践化的行为，所以王阳明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心、生命行动的哲学，他的理论也是生命行动的理论。
因而，我们要重新走进王阳明的思想世界和精神世界，回到那个良知的本体，追寻生命的本源，认知世界。就今天而言，我们要重新激活传统中国德性生命与人格实践的智慧，使人真正能“诗意地栖居”。